龙游史志：隐士余忱，龙游大南门名人

《隐士余忱》《龙游史志》第19期 作者 吴土根
余忱，县城余家巷人，生活在明末至清康熙年间。民国志《选举表》载:“贡生，康熙九年岁贡。”新编《龙游县志·古代人物表》载:“余忱，余日新长子。筑藏书楼，诗作多与尤侗、李渔赠答。有著述。”曾筑西园，是典型的龙游大南门名人之一，康熙《衢州府志》卷三十四《文学》有传：
余忱，字士元，龙游余同卿日新之子，宫谕怕之兄也。嗜学好古，兄弟自相翩切，每刻阴程课，至考年犹不懈，淹贯经史百家言作为诗文，沉雄高古，天真烂然时流谢不及也。其家庭仁孝友爱，则一门性习攸同，人无间然矣。至于谦和温厚，恺梯慈祥，接其言笑者，皆如坐春风中，如饮醇不觉致醉也。好施与，告以急难，辄倾心营助唯恐不及，亦无德色，远近皆敬爱之。卒时年蹦七十。
余忱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嗜学好古精通诗文，兄弟和睦，性格开朗，谈吐不俗，善结交名流。还有好施与，积德行善的品格。故从家境、学识、性格为人、交友诸方面都可以看出，余忱并非一般凡夫俗子。可是康熙《衢州府志》、民国《龙游县志》中除简略的记载外，则很难再找出多少史料来，还有那“沉雄高古，天真烂然”之诗文也无处寻觅，就连其生卒年号也未见有流露。为何?因何?或许就是其似隐之本意。
一个人的成长过程、志趣修养等都与时局有很大的关系。余忱出生虽无明确记载，但从其弟恂出生于明天启五年(1625)，而忱则为兄，且至少也长其弟二岁，即出生在天启三年或更早一些。康熙《衢州府志》载其“卒时年瑜七十”，当为康熙三十年 (1692)前后。而清兵于顺治元年(1644) 入关时忱刚二十出头，故主要生活经历应在清初。其父又是明末旧臣，作为一名正处于长知识阶段的儒生，面对朝廷更替，清初南方之反清情绪当然不会不闻，康熙十三年(1674)，耿精忠战乱波及龙游，虽然县城未陷，但时局多变促使他选择低调，所以养成了似隐非隐的志向和情趣。

一是有才学而不入仕。善诗文通今古，“淹贯经史百家言”，应为其治学之优，古训有学而优则仕，作为康熙九年(1670)的贡生，人国子监谋个一官半职应该不成问题，可是余忱并未仕进。这可能就是受时局影响而不乐意人朝为官之故;也可能因其弟十分优秀，早在顺治九年(1652)已中进士，自叹不如而甘为绿叶，也或许有自卑之感;还有可能就是受好友李渔等贤士之影响，无意步人江湖。
二是有诗人而不传世。查遍康熙《龙游县志》、康熙《衢州府志》均未见其诗文，好象“作为诗文，沉雄高古，天真烂然。”只是空穴来风，尤其是民国《龙游县志》收集诗文十分广泛，但也无载。而当时有一上虞人，名叫徐复，也工于诗，遭鼎革之变，转徙流离，遂移家于龙游，依附余忱、余恂兄弟，民国志中其《传》附于忱后。徐复和忱、恂至洽，与忱兄弟二人唱和诗最多，著有《旅吟稿》，录人《两浙輶轩录》，民国《龙游县志》录其诗作不少。而与其唱和诗最多的余忱则一诗未见，《余忱传》中评说其诗作是否有误?难免生疑。但其《传》首见于康熙《衢州府志》，民国志《人物传》中《余忱传》语大多引自《衢州府志》。编修志书者行文用词相当严谨，疑则大可不必。至于诗文格调也不必探究，《传》中有“尤善交结名流，与尤侗、韩英、李渔诸人，咸有赠答”。能近这些名流应该不俗，选用几首人志当无不妥。那么是否与编志者有勃呢?也非，因为主修康熙《龙游县志》的正是其弟“恂”，而协修者则是忱本人和侄子“勉”等。再说，即使当时自己不愿意将诗文选录在参修的县志中，而只要流传于世，至民国时也该有部分被收入《民国志》中也，徐复便是一例。可见余忱不仅不将自己诗文入志，而且有意不让其流传，以之抹去自己的痕迹。
三是有善举而不留名。“好施与，告以急难，辄倾心营助惟恐不及，亦无德色，远近皆敬爱之”。这不应该是空穴来风，但如何施与，如何“辄倾心营助惟恐不及”，施与数额及对象等均未见载，想必有此描述必有鲜活事例，如民国志《人物传》:《吕琇传》中“性复好施，弘治八年及正德三年之饥，琇均出粟赈济，全活颇众”。《范芝室传》中，“乾隆十六年，浙东西大旱，明年饥，大吏檄劝出粟救赈，芝室捐资出力，全活颇众”。《应宸传》中，“漳所施为，应宸兄弟皆能克承其志。通驷桥圮，各以千金为之倡;又其开十七年大水，应辰曾施棺施粥，给棚给粮;十九年旱，则减租平果，又捐米于城中灵耀寺设厂赈饥，全活甚众”等。可是关于余忱之好施与，则翻遍康熙《衢州府志》，民国《龙游县志》也无类似事例之记载。何果?解释只有一个，余忱选择了低调，不愿意涉及到受其施与过的人和事，这也符合其为人和处事之风格。

另外，余忱喜欢建筑，建藏书楼,建西园提名“镜匾额题名“书种”园”，建楼阁提名“最阁”等，同样充满似隐非隐的风采。藏书楼中藏书不少，余诗《游最阁四首》中就有“半园竹木半图书，文采风流处士庐”之句。尤其是其匾额所书“书种”二宇寓意深刻，简洁明了，只宇道出知书达理之源，体现出其“嗜学好古，至耄年犹不懈”毕生耕耘的治学精神。将书视为获取精神食粮的种子，人之求学增知如同作物栽培，作物立可不动子其书楼就是珍藏种子的仓库。
镜园是余忱倾心打造的别业，其名更充满诗情画意，让人浮想联翩。其主体建筑为“最阁”为阁楼建筑，不然不可能有“歆枕高眠百尺楼”和“凭高动客愁”之感。一百多年后，其族人余铿游览于此，曾留有诗作《游最阁四首》，第一首，首联“飞缥缈白云即开门见山地间，与客登临卓午闲”，点出了建筑之高竣壮丽。其园规模不小，一湾池水，四面有竹，还有花草树木，非为名胜胜似名胜“叩扉屈曲先夷庚，满地芹泥社日睛。云树迷离千里目，客怀消遣一春睛。竹非问主凭栏玩，花解依人带笑迎。最是层楼清夜好，一方明月洞箫声。”“非水舟”则是另一建筑，似船非船，匠心独特，别具一格。不难想象，镜园水面清明如镜，借助光线，楼阁、树木倒映池中荡漾飘忽，时隐时显，真有园林入镜之玄妙。就内涵而言，镜园则有虚无飘渺，置身梦幻中般之意境，文化气息浓厚。“天将幽意付诗人，到处都成大块文。步转廊腰迷路曲，花粘 屐齿觉香熏，晚睛山色当窗人，新绿波光倒影分。有约柬君期再到，咏归余韵薄晴云。”余铿诗《游最阁四首》之四，从这些诗句的描述中可见，镜园实有集山水与亭台楼阁为一体的感觉。

镜园之主体建筑，题名“最阁”，无疑有宾主推杯把盏，对酒当歌，吟诗作对，如痴如醉，“最”乃“醉”之玄妙。徐复诗中反复出现“樽”与“酒”和唱酬之类的词语。余铿也有“昔年诗酒人何在，此日莺花兴尚余。惆怅我来今已晚，绿阴红雨一庭疏”的诗句再说忱之诗文与“尤侗、韩英、李渔诸人，都有赠答”，赠答岂有不在一起切磋之理。忱之家境殷实，迎宾待客殷情，谦和温厚，谈吐不俗，“接其言笑者，皆如坐春风中、如饮醇不觉致醉”。名流也乐意与之交往，还有忱之弟恂也属名流，三十余岁，辞官归家静养期间主修《龙游县志》，忱则加以协助，兄弟和睦仁爱，名流交往应当更为频繁。如果说以“最”对“醉”是推测的话，那么“主宾相得何油油，今之饮者饮以牛，交游杂沓车前驺，杯舟狼藉错觥筹。”余诗《十饮斋酒人歌》中之句，就是真实的写照。
纵观余忱的志向和为人处事风格，总给人以似有非有，似闻未闻，似见非见，既虚无飘渺又名副其实之感。不错，余忱固守镜园，虽未遁入名山大川，但实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隐士。

【后记】
余忱，是龙游大南门的名人，与前文的余恂是亲兄弟，生活的时代大约是1623-1695。余恂，是他的弟弟，生活在1625-1676。其实，我一开始很不情愿把他们刊登上来，因为我不是很喜欢书生隐士，但是想想，400年前，是他们兄弟俩在修《龙游县志》，守护着龙游的小小净土，令人敬佩。或许他们也是我的平行时空！有我的灵魂碎片吧！兄弟俩生活在顺治、康熙年间（1662-1722），康熙是我天狼星的原始双生。而我是织女星大天使，弇兹的孩子，兄弟俩是天狼星的诗人，与我是属于不同宇宙的双生，但是时空重叠了，灵魂就要合一了。

我虽然现在叫星星书童，是因为我36岁考上研究生，毕业后又写了5000万字的黑月考古文章，把自己变成书童了！但是我36岁之前，是很不喜欢书生隐士的，我喜欢唱反调的改革家、光之将军。我读研究生，也是为了改革国家！但是余氏兄弟书生隐士不喜欢改革家，厌恶光之将军，惧怕冲突，只喜欢待在自己的文字世界！这就是二元对立！但是，放在现在来看，他们修《龙游县志》，守护自己的家乡，何尝不是改革家，何尝不是光之将军呢！现在的社会，能守护家乡，爱家乡的历史名人的人有几个呢？我现在编这个“龙游史志姑蔑史考”自媒体，不就是做了余氏兄弟当年做过的事吗？他们就是我散落在民间的“还珠格格”。我当时在皇宫里，是王子，也是搅弄风云的嫔妃。

我的灵魂早就离开姑蔑磁场，流转在紫薇城、宋城、紫禁城争权夺利，搅弄风云，在社会上掀起巨浪！而我的还珠格格余氏兄弟则在民间当诗人隐士。现在，我回到了龙游，成为诗人，研究姑蔑历史，成为灵性哲学家，而余氏兄弟估计下载我的灵魂碎片，去从政经商去了吧！我希望有机会可以遇见他们，如果他们转世的话，我想他的生日应该是1991年9月出生，因为这个时间，南交点就落在龙游姑蔑的天狼星上面！北交点是织女星，正是他厌恶的改革经商！期待遇见！我的发愿一般很快就会实现！只要我活出他们的样子！遇见之后，就告诉他们，你们是紫微星的分身！我们要通过《龙游县志》开展万年龙游的光之改革，帮助龙游商帮姑蔑游子回家，在精神乱世重返姑蔑国，重建《罗小黑战记》灵质双空间体系——龙游市（姑紫国）！